保利退出万柳地王争夺 上人民日报谈社会责任

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仅仅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如果看看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结构、提高增长质量……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很熟悉。除此以外，能源排放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补偿。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只能是激励结构的调整。但是到了要素市场，即便在今天，资源配置仍然是高度扭曲。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出现转向。在过去60年内，中国实施两套改革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调整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可是我们所看到政策效果不十分明显。

例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至今为止还存在户籍制度限制、福利体系不公平以及收入差距问题。但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走了一半，或者一大半，远远没有结束。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人在当时的收入分配制度下，所得收入是偏低的。

眼下种种现象表明：中国消费者除了吃喝穿，还有其他的消费需求在日益增长。若果这样的非配不公继续在我们的分配体系里持续下去，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长久。全国GDP总量的50%将由服务行业贡献，而目前的水平只有40%。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7日评论版文章：今年是十一五计划收官之年，发展的中国正快马加鞭以实现既定目标，而此刻，政府的许多决策者、研究人员都在忙着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指导方针。

而我个人也认为他们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些人理所应当在收入分配里占到更大的比例，这样他们才能够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军。

事实上，在这方面广东省政府已经开了个头，计划在今后十年内向社保系统投资2.4万亿元。中国消费者对健康、教育、住房和耐用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的消费开支正在不断增长。等到一定条件的成熟，农民应当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入股相应的投资项目，或者以自己土地的使用权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据预测，此举将使2亿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脚跟站得更稳，而他们进行消费的机会也大为增加。

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而2008年的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增长 。此外，应有更多的国有资产投入到公共事业当中去使用，而非只是由少数国有大型企业占据。这将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我们仍然要去做。

在这样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我很高兴能看到国内的智囊团已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眼下急需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消费为主导转变。现在，中国正站在内需迅速增长的转折点上。

从今年开始，农民出身的外来务工人员或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就可以在中小城市落户，而且我相信在未来三年内，一些大城市也会通过这样的规定。超过55%的中国人口实现城市化，而2008年这个数字只有45.68%。

根据我的初步估算，中国在未来十年中将需要15至20万亿元来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通过改革实现体制创新变得越来越迫切。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要求政府要把重点转移到具体发展项目上来，引导投资服务于实体民生经济。政府也应敦促国有企业将留存的收益以分红的形式发放，鼓励它们吸纳更多的私人投资。在论述如何采取措施之前，我想先用一组数字来简单描绘一下十二五计划预期达成的目标：到2015年，家庭消费将占到GDP的45%至50%，而目前只是占到35%左右。而2011至2015这五年计划若情况进展理想，将为中国发起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打下重要基础。

社会保障体系将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占到更大的比例。虽说过去几年中国GDP的飞速增长举世瞩目，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8.7%的GDP增长，今年GDP增长预期也能达到9%，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较低、后劲不足。

这笔投资数额庞大，足见官方决心之大。1978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改革，使中国从计划经济成功转轨到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条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纠正自己的过度消费，中国经济也将暗淡无光。

国有企业一旦改掉铁饭碗，管理干部引进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也有破产威胁，加上民营、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这些说法初看似乎抓住中国发展的某些特征，细想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符。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我们相信，中国的创新与实验，会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

说到底，中国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信用。中国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外來投資的整合能力，超越亚当-斯密时代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中国过去二十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不但中国革命依靠农民军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始于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

中国地区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分散了试验风险。中国政府的效能，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

中国全方位的学习实验，摆脱以往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限制，来源于自己不断战胜困难的历史与信心。我们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深理解，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次大战后战败的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前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信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在久经入侵、战乱、天灾、人祸之后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他们的问题是，假如出口导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则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增长优势。

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以及二次大战前的西班牙和土耳其，都不乏军事强权和专制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值得社会科学家做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历史上吸收最多外资的国家和地区是德国统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其次为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大大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所以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独立工会，建立西方标准的劳工法、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法，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美其名曰拉动中国内需，实质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之下，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依赖经济的陷阱，技术进步超过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东欧。